诗化品格的艺术开掘

随着文学作品题材的不断扩展、精神天地的不断开拓、情感内蕴的日渐丰富和表现手法的百态纷呈，文学评论早已突破了社会学的框架和赏析型的模式，往往能够从哲学、美学、创作心理学、文化人类学等边缘学科的视角阐释作品，为我们从不同的认知层面审视文学的内涵拓宽了疆域。但是，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，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，认识人的文化现象、历史现象和生命现象的奥秘，也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，任何作家都不应以先知自诩并以布道者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一切，倘若他们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，去回眸历史窥探人生谛听生命的真谛，使其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；同样，文学评论家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圣者，而能注解一切阐释一切，倘若他们能够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作品独特的审美个性和精神蕴涵，沿着艺术规律的通道，走向作家心灵的深处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对于作家而言，至关重要的是揭示生活的深度和表现生活的角度；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审美个性，方能使其超拔平庸而呈现光彩；对于评论家而言，至关重要的是对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，是在新的认识层面上以新的话语方式对作品进行理论解析，方能摆脱平泛而展示自己的评论个性。

李树声是在新时期阳光抚育下脱颖而出的文学评论家，以崭新的理论锐气，表现她的富有个性的评论风格，她最近付梓出版的《诗化的记忆》，集中地展示了她的理论锐气和评论个性。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，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的思考，在她的这部评论集锦中，比较有深度和力度的是对长篇小说《星星草》、《少年天子》、《倾城倾国》、《暮鼓晨钟》、《孔子》、《曾国藩》、《李后主》、《百年沉冤》、《美之罪》、《真男子》以及电视剧《努尔哈赤》的纵横比较和精到剖析。这些作品中诸多历史人物，沿着各自的文化源流走来，带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走来，带着鲜明的禀赋与个性走来，展示了丰满的血肉和独具神采的灵魂。树声以理性的目光去寻觅和审视作家们是否懂得“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，无疑是有生命的个性的存在”；是否懂得“与历史学或历史教科书相比较，历史文学是昔日的人存在的艺术化与审美化，与当代题材相比较，它是以‘彼时’、‘以往’、‘过去’的时间方式来展示人的审美和意义的。所以历史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或是表现历史的一种方式，其目的都是以人为对象主体。”因此，作家们不该满足于真实地谛听历史的回声，不该满足于以生花妙笔再现千年恩怨百代歌哭，而应该“把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对象主体的情感世界中，在心与心情与梦的化合中来提纯历史生活，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性魅力和诗化的人生哲学。”这种人性魅力和诗化哲学，绝非是让作家的主观色彩遮掩了历史真实，扭曲了人物的性格逻辑，而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，一方面人是“具有自然力、生命力、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”；同时又是“受动的，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”，人就是在追求中开创历史，“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，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，但历史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，因而之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。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”。倘若能够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，就能够“通过个性主体这个社会因子的剖析和开掘，来展示宏观世界的底蕴，以一种凝重苍凉的笔触，对人物特殊的心理机制做深层次的把握，在对象主体心灵的聚集点上，使作品获得意识的深化和艺术的灵性”。在这一点，标明优秀作家们认识的升华，也表明了树声同他们的理性共识。

树声是位富有历史感的评论家。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参照和在记忆参照中建立起的价值体系，那么历史感就是人对历史的深层情感反映，其主要对象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以及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——人、人民、民族和人类。即使是评论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，也表现出这种鲜明的历史感，《对刑天救赎的失落》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。她有感于一些描写“知青”的作品意向的偏颇和思想内涵的轻浅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传统思维定势——回恋过去，从而用情感粉饰那个时代的本质。她具体指陈一代人的命运悲剧，是造神运动的派生物，“对人的个性、价值以及生命意义是一种全面的扼杀，属于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被抽取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整体划一的虔诚和盲从，最终，这支队伍的群体意愿也被现实嘲弄了。”她在文化流变中，凝视人们心理结构的生成与递嬗，便增强了理性的质量感。